樹屋

(圖/龔萬輝)

穿過男舍長長的暗廊,清晨的將亮未亮,夢遊者一般的我提著小籃,牙刷牙膏沐浴露大大小小滿溢的心情、疲累的身軀準備趕赴一日行路。路遙遙而漫漫,霧聚霧散,常常一不小心就被石頭絆倒。待盥洗完畢,打暗廊走過,兩邊仍是閉合的,厚實的門,一整面流瀉的黃貼著藍底白字的門號,四一三的鬧鈴總會在此時響起。像是呼喚,然後各房內里有了一些動靜。廊道盡頭日光悄悄探入,我站在四零一前,一天便這樣輕輕翻開。

博大於我,是寬廣無際的雨樹之國。它像是可以容納很多人的心胸,而我築巢其上,守著自己枝葉盤開的夢想。四零一便是我的樹屋。在那之前,它是五零九。兩者皆面向馬路,自窗外望去,遠處是樹木蔥鬱的公園,我們的幻樂園。五樓九號房是我初入大學的棲身之所,我常常躺在兩張軟墊疊成的床,天花板上的風扇旋轉,不斷地,不斷地,將九月的天色提早吹熄,常常恍惚不覺是現實是夢。日子久了,也沒那種發白日夢的悠閒。室友的鬧鈴急促響起,我拍著隔板喚他,他喏喏應聲,兩人總是不小心又睡過了上課時間。

總是這樣。生活是匆促的雨來不及撐傘,淋了一身濕透。深夜貓在宿舍練團室不知時日,面對身邊的馬來團友,音樂便是我們的語言。也不是不諳馬來文,只是在自成一圈的窄小空間裡,他們的鄉音仿佛間休時口中總會叼著的煙,裊裊散散讓人無從捕捉。踏出深夜練團室,雨聲急急傳來,兩點四十七分的街燈一盞一盞孤立,在雨裡潮濕卻顯得巨大而倔強。想起明日早八的課,體力無法戰勝意志,只好發簡訊讓雲幫我簽到。

某個趕報告的挑燈暗夜裡,剛從舞台劇排練回來的雲說她好餓。宿舍門禁十二點,大概是翻不過圍籬了,我抓了書桌上的麵包和豆奶,相約宿舍底樓。我們走過昏暗的路,來到湖畔大樹下的石椅。我們聊著一些瑣瑣碎碎,橘黃的光映照湖面,更遠是一棟女舍,整齊規格的窗口一些早已熄燈,一些仍守著夜晚不肯睡去。那些夜裡兀自發光的窗,像集郵簿裡四散的郵票,每一個方格是每一個故事,每一個故事來自每一個人,每一個來自每一個地方。這就是大學了嗎?雲問我。

我仰天沉默,不受光害的城市邊緣,天空總是星爍點點。我該如何告訴她,親愛的雲,我們身處的此地,其實只是真木的樹洞,是他的一場夢罷了。

生活也不總是光亮如星。伏案不為造夢,是因為沒有形體只有題目的功課,堆疊期末。每夜每夜倚燈埋首,身體與意志漸漸駝如地鼠,晝伏夜行。所幸十二月的星星會不經意墜落窗前。從五零九的夜窗望出去,可以每隔十五分鐘看見一輛駛過的火車。那是連接吉隆坡國際機場與吉隆坡中央車站的機場快鐵,以時速一百六十公里穿越博大校地。我曾在某次慢跑之時沿著公路跑向那座鐵軌。穿過長及腰身的草莽、漣漪一紋一紋泛開的湖泊,抵達的時候天空已然暗下。我跑過漫長的想象抵達鐵軌,想起了臥軌的小說家。他是不是終於抵達了自己嚮往的遠方?於是每個守在樹屋的夜裡,我總是可以看見一格一格的光,轟隆轟隆自窗前駛過,像長形昆蟲的氣孔發亮,即使看不見乘客的模樣。火車駛過的七秒成了我每日的信仰,也一併帶走了我的睡意與不安。

六月顛簸的路口總會落下一場及時的棉花雨。黃昏課後迎風走在棉花樹下,一絮絮白輕輕飄落,才讓六月不那麼難過。不那麼華麗的學年末,選了朱天文作為文選課的研究對象,小結裡如是寫道:"開始也不是要這樣的,但是到後來變成唯一的選擇。"

 

搬進四零一之時又更靠近城市了。

日常如是,唯醒得更早了。我站在窗邊俯瞰眾生沉睡,恍惚有種君臨天下之感,畢竟也成為別人的學長了。公共浴室多了幾把壞掉的水龍頭,此外無他,和剛進來時一樣。相識的馬來同胞打赤膊走進,寒暄一下,都是剛晨禱回來。回到鏡子前的自己。仍是一貫疲憊,白色泡沫爭先恐後流入排水孔。想起校巴總是湧動的人群。想起這座城市。十二月的陽光才透過天窗慢慢照進。

我相信米亞是孤獨的。九樓陽台上的她,不盡然是觀測天象。她必然有所嚮往與慾望,才會縱橫城市萬年若妖依然獨善其身。此時此地,一個年代的中間,究竟生出了多少外皮濃妝艷抹,內心卻是無盡黑洞的米亞,或者我們——在這個總是需要搶佔座位,卻依然水泄不通的吉隆坡市。沿街喊過的納吉倒台也過去幾年了,高樓大廈仍舊孢子般迅速繁殖,太多的廢氣與怨言被如火如荼的高架鐵路工程掩蓋。政治是癌,治不好卻一直擴散。有人走進校園呼喚九○後的大學生們,世界的未來是你們的,卻忽然被迫全校停電。黑暗中,是誰點燃了手中的蜡燭,成群的飛蛾撲火,燒得熊熊,燒在青年人的肩上。那熾烈而燎原的火光如今想來仿佛猛然驚醒之獸眼。醒來以後馬來西亞就會不一樣了嗎?

醒來以後如常梳洗上學。晨早八點的巴士站是人潮高峰時段,硬擠上了巴士,也幸得座椅一張。總要等到巴士再也塞不進任何一個人類的身體,前方司機才兇惡的說一聲“belakang sikit!”我坐在後段靠窗位子上,望著那些因為遲到而只能站立的人,手腳交疊,隨著巴士的前進和煞車晃動不定。我摟緊手中書本,相信有一天它們將化成一張張票,換來更好的座位之餘,也換來更好的政府。那些漸漸碎裂的甚麼正在某處一點一點拼湊起來。

回到樹屋,A在門前信箱裡張懸了一張吉隆坡音樂會門票,適逢聖誕前夕,像是聖誕老人騎著雪鹿踏過寒冬送來的,輕巧卻合用的禮物。張懸是個詩人,也是及物動詞。我後來一個人去聽了張懸,在極冷極冷的會場裡。一個人到了會場樓下的咖啡館安靜閱讀七等生精選集《為甚麼堅持》,然後原諒了A。在城市中心聽張懸說話唱歌,像戳破一顆心太軟,整個悲傷溶漿一樣流瀉出來。張懸說,要努力活到不再是被掏空消耗,而是散發出能量的自己。

A是迷幻之花,長在雪地裡。遙遠迴蕩著古老詩歌的北國雪地。他引我一步一步走離徒具影像的世界。某次晚餐後和A在高速公路上,後搖詩人Sigur Rós躲在唱機裡唱歌,我倆頓時陷入巨大的沉默中,任雨打在玻璃鏡前,四下荒蕪。

直至曲終,他問我“哪裡才是世界的盡頭?”我支支吾吾答不上話,躊躇分開的路口,只有一盞街燈亮著。他站在原地目送我的車子離開,在那曖昧而漸遠的燈火闌珊處,我忽而明白,有一種語言不屬於這個物質世界,只屬於我和他。

我後來變成了公路上的人,總是奔走他方,樹屋僅是我存放行囊與夢境的地方。直到學年結束,收到宿舍管理層通知,因為沒有參與宿舍活動而無法繼續入住。我也只是攤手淺笑,遂將衣物書本塞進行囊,床褥被單對折,像是將兩年以來宿舍生活的一切物事對折,撫平,入箱。

我走在日日必經的斜坡道,無論上課下課總有新芽般抽長的人影,偶爾招手微笑,更多的時候也只是碰肩走過,像上帝無意的安排。熱情的肯雅留學生道聲色蘭,用不太溜的英文問你今天過得怎樣,你說好,無意告知離開的事,道別後說聲下次再見。棉花樹又正醞釀下一場花季,陽光穿過葉隙零零落落掉在地面。

而日常依舊。那些後來者會伏在那張有著凹陷孔洞的木桌上,寫完一份又一份報告;因為凝望扇葉上轉動的熒光星星而更快入眠。他會站立窗前,總是有所期待地望向遠方,卻容易忽略眼前公路。每天清晨七時十五分,校巴會從這眼前的公路緩緩開過,總是為了閃避違規停泊路肩的車輛而煞車,扯出尖銳刺耳的聲響,然後又再吵吵鬧鬧的繼續前進。那時,他會看見有個肩上樹屋的人,緩緩踱步路上,帶著他的年少,從此道別。

 

於 星洲日報/文藝春秋,2015.11.19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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